不要說話:中國人沒有痛恨知識份子的資格
撰文丨墨黑紙白
我毫不避諱,曾經我對一些人說過,不要著急,總有一天我也會選擇不說話,
沉默著,沉默著,或者說一些無關痛癢的事。
一個國家的歷史,是一個國家國人精神和樣貌的體現,
或者用“人日”的話說:
“歷史是一面鏡子,
現實也是一面鏡子,
國際公理更是一面鏡子”,
我想再補充一句“國家公理更更是一面鏡子”。
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會徹底閉嘴,
但終究有一天是要閉嘴的,
因為我們的歷史告訴我,
你應該閉嘴的時候,就不要以血侍文。
新聞事件
此處無聲,不要說話。
事件評論
沉默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是不是一種權利?
有人說:“作為一種鄭智自由的言論自由,……是任何人的權利,而不是義務。
如果法治條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範圍內任意使用處理這項自由,
沒有任何人有權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徹底拋棄這項自由的權利。”
這句話應當有一個前提,首先是我使用的言論自由是自由的,
否則我使用起來本身就是危險的,那麼我是有徹底拋棄這項自由的權利,
請注意這是一種被迫行為,而不是一種選擇的自由。楊絳也好,錢鐘書也罷,
過去的人,已經沒有探討的價值,他們留給雞湯者的總是有很多雞湯,
他們留給思考者的總是沒能有太多的思考,這中間探討的價值在於,
雞湯者能否多一些思考?而不是思考者能否多一些雞湯,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對夫妻很明顯並沒有做到他們本身所縈繞的諸多榮耀應該做出他們本該做出的事。
風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很看重的一個詞,
傳統漢人往往以“武死戰,文死諫”為鄭智最高目標,
這種風骨在漢人的王朝時常能夠看到,
但風骨漢人並不瞭解,君主本身就是錯誤的,所以他們也是錯誤的。
也就是我們總結起來漢人的王朝從大一統君獨大,再回到君相分權,
甚至一度有君臣共治的狀態,最終卻又回歸到清王朝的以奴侍主的狀態,
這幾個階段的歷史中,中國士大夫或者文人知識份子的身份不斷轉換著,
最終風骨一詞蕩然無存,以至於日寇入侵中華時,知識份子們中也有很多主和的,或者歸順於日寇的。
為什麼中國人的風骨漸漸消失了?
包括在抗日戰爭中,幾個村的村民被幾個日本人拿著槍就能為自己挖坑,然後被埋葬?
我們骨子裡的反抗意識不是輸給了日寇的殘暴,而是輸給了自己統治者的殘暴,
曾經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是對一個民族最赤裸的閹割,也是最徹底的閹割。
後來民國割據,有一個段子一直流行著,這個段子是在《讀者》上出現的,
說某軍閥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命令軍人剃辮子,以示新軍與ge革命,
但這個軍閥後來發現,不願剪鞭子的人是多數的,但這些人也是奴性最強的,
所以這個軍閥再後來就只收有鞭子的人做兵,因為這些人是戰場上最好的炮灰。
於是,人們會發出一個疑問:“漢人曾經為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個理論,寧死不剃髮,慘遭滿清屠戮,
而為什麼推翻了滿清之後,有一些漢人卻始終不願意剪辮子呢?是漢人忘了自己本身的發服了嗎?
還是漢人不想尋回自己曾經不同於蠻夷的文明了?
或者經過幾百年的習慣,認為醜陋的鞭子比自己以前的髮型要好看了?
其實這都不是答案,答案是,剃髮易服後的漢人已經被徹底奴化了,
雖然滿清學習的是漢人的文明,但只是學習了漢人如何統治漢人的“文明”,
其他精粹的文明均拋棄,僅此而已。
我們看這個段子,或者說野史,我們能夠得到這個一個基本理論,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要麼斷了它的文化,要麼利用它的文化,
將有識之士“割喉”或者“屠戮”之後,再通過牢籠志士,
讓說真話的人首先消失,然後留下那些不說真話的,或者連話都說不清楚的,
這些人是沒有脊樑的,是沒有是非善惡的,是容易統治的,也是利於奴役的。
我們漢人喜歡說:
“我們歡迎任何一個外敵入侵我們,因為你入侵了我們,就被我們同化了,你們也變成了漢人,
因為你不學習我們這一套,胡虜必然無百年之運。”
但這話也就說說狗屁不通的元蠻夷,清蠻夷可是把漢人這套學得淋漓盡致,
但也統治、奴化得徹徹底底,這就不叫同化了,這叫徹底被奴役了。
我們現在對知識份子道德上的要求,其實是一種雞肋的要求,
即便你告訴他:“說真話,必然青史留名。”
但對於被奴役慣了的,精神上與肉體上的交錯折磨,
他最終是無所謂哪家的青史,
更無所謂在哪家留名,活著就是他唯一的信仰。
所謂知識份子的社會道德責任也被視為他們的“義務”或“良心”這句話,
對於目下大多數中國做歷史研究或者社會研究的知識份子們來說,
沒有義務可言,更無良心可表,
因為現實告訴他們的是:“不要說話,不然只能讓你閉嘴。”
生活中的知識份子雖然大多如此,但他們依然會口頭上表示:
“說真話,為這個民族。”但也只能是說說而已。
普通公民的冷漠,或者說沉默的大多數之所以存在,
並不是因為這個民族的人就是如此的愚昧,
所以會存在大面積的冷漠和沉默的大多數,
而是因為每當有公民們不再冷漠的時候,
或者沉默的大多數覺醒的時候,他們將和即將成熟的,金燦燦的小麥一樣,
人生的價值剛剛體現,就要面臨機械的收割,
在收割的過程中,重新回到青澀,無知,以及冷漠與沉默的時代。
我們面臨外敵時,很多朝代顯示得脆弱不堪,其實不是中國人太過脆弱,
而是局限中國人的文化禁忌與鄭智紅線太過狹隘,人們無所思,
自然無所抵禦入侵的能力與思考,
中國人必然是輕家國,而重鄉土的一群人,
哪怕我們現在已經邁入了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畢竟現代化國家公民我們並不具備。
於是有人反駁說:“在那個時代,能夠站出來,大聲說不的人,實在太少了。
當整個社會都被動員起來,
以人民的名義討伐異類的時候,要求知識份子履行抗爭的義務,其實根本不現實。”
我是認同這句話的,但並不代表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對的,
認同與對錯本身有著兩套社會體系,
真相本該是每一個人都要為這個國家走向美好而發出作為國家公民的聲音,
而現實卻是每一個人只能虛與委蛇,
或者放棄良知來適應這個社會需要的模式或者模型,
讓自己變得貌似沒有思考,沒有想法,呆若木雞。
現在的人們,依然恨知識份子,人們不理解,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磚家和叫獸一波接一波的損害“人民”的利益,
為什麼這個社會變得如此冷酷無情?為什麼這個社會不像書本上有那麼多的溫存?
我也曾提醒過每一位元讀我文字的讀者,請不要單純的謾駡所謂的磚家和叫獸,
他們都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一方面有著教育的使然,
另一方面有著歷史鏡子折射出的過去,
這過去告訴他們如何明哲保身,如何悶聲發大財,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
或者如何適應權力者的需要做一個合格的花瓶。
如果你要謾駡他們為什麼如此無恥,
你先要問一問當年的人們是如何像對待乞丐一樣的對待知識份子,(指文革時期)
那個年代是把知識份子當做妓女都不如的一類人。
他們而今的反撲,並不是沒有絲毫道理的。
即便如此,他們後來的一段時間也曾勇敢過,
我在和一些體制內的人探討這件事的時候,
體制內的人說:“讀書人或許沒有錯,但對於我們來說也是沒有錯的,你要接受現實。”
我明白他們的話,中國沒有共和的大環境,中國只有收割的狹隘意識,
這也許怪不了某一方,這是中國歷史的一種必然,
但這並不是我們每一方都不去反思的理由。
韓國曾經與朝鮮並沒有太多的不同,所以我們的宣傳上有一段時間,
會特別的聲明那時候朝鮮如何比韓國的GDP高,人均收入如何的高,
但後來為什麼不宣傳了?因為韓國有了新的變化。
這種變化並不像日本一樣,在戰敗後被美國某將軍強行實行民主化,
韓國是在一次次的抗爭中從獨裁走向民主的,從李晚承到軍爭虎,
再到1987年轉型到自由民主鄭虎,韓國人始終沒有忘記他們抗擊日寇的根本原因,
不是為了締造一個新的帝國,而是要營造一個適合人類生活的國度,
通過文化和科技的競爭,來獲取更好的生活以及國際上的地位。
韓國的轉變,其實就是我一直認為的一個理論:
“任何一個國家,除非你徹底丟失了鄭權(如日本),
否則這個國家或好或壞的改變,完全取決於這個國家國人自己,
而不在於其他國家的促進,唯有自己可以拯救自己。”
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知識份子是怎樣的,
除了與這個國家的鄭虎息息相關之外,還與這個國家的國人意識息息相關,
如果用坑蒙拐騙就可以輕易的欺騙這個國家的國人,或者這個國家的國人就喜歡喊萬歲,
喜歡聽別人帶領自己喊萬歲,那麼一定是投機倒把的知識份子是多數的,
投機倒把的國人的多數的,投機倒把的官員更是多數的,
這就是文化屬性。我想,我真的該沉默沉默了。
我們的“人日”明白,對待敵人要像清風掃落葉一般,
但這個敵人其實並不包括國人的,這並不只是理論上的。
“人日”認為:“日本人是只許他侵略我們的城,但卻不允許我們發聲,這是強盜邏輯。”
這句話我是很認可的,但這句話也不局限於曾經的日寇。
為什麼日寇曾經那麼的囂張跋扈?
根源在於,人家並不認為他們侵略的這個國的國人是人家的國人,
只是認為這個國家的國土應該是他們的國土,再移來人家的國人而已。
我們反抗他們的侵略,就是想告訴他們,不要認為中國人是好欺負的,
那麼中國人是不是好欺負的?
這個問題,隨時時代的不斷前進,我們其實還沒有更好的答案。
日本人曾經的殘酷,我們直到現在也都不陌生,
當然電視劇裡的日本人都是蠢萌蠢萌的,
而現實我們所領教的日本人式的殘酷卻沒有電視上那麼的蠢萌,而是真的很殘酷。
任何侵略者都是不能小覷的,問題是我們有看清現實的能力和欲望了嗎?
沉默著,沉默著,不要說話了,這只是我對我自己說的話,
雖然沉默並不應該是這個時代的“權利”,
但中國人很早以前就已經丟失了謾駡知識份子的資格了,
因為他們早已被大環境所同化,
你還要打倒現代的知識份子,繼續玩臭老九那一套嗎?
應該多問問自己,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如此沉默,
或者極度缺少為國家公民請命,為社會進步呐喊的聲音。
無期,落筆於墨辯閣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