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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銘洲/綜合報導  2017/01/06

擁有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晚前往北京機場接機的過程中離奇死亡。北京警方2016年5月9日晚間發佈消息指出，死者雷洋涉嫌嫖娼被之後，因抗拒執法並企圖逃跑，警方依法採取強制約束措施。將其帶回公安機關審查過程中，雷洋因身體不適，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此為中共「官方說法」。該事件在中國社會引發騷動，原因是5位涉嫌致人於死的員警不獲起訴，只有1名警官遭到免職。另一項疑點為，1個人前往機場為親人接機，怎麼會在中途嫖妓，這項說詞顯然有違常理。

《美國之音》（VOA）1月4日引述香港媒體的報導指出，接近雷洋家屬律師團的消息人士透露，雷洋家屬同意接受人民幣2千萬元，以及一棟價值約合2千萬元的房屋作為賠償，但要承諾不再申訴，不在網路公佈賠償詳情，也不接受傳媒訪問，並要求解僱律師。

報導引述雷洋案辯護律師陳有西的談話指出，這個賠償創下中國司法史上最高紀錄，高達4千萬元巨額賠償金，讓人驚呆同時，也留下來許多疑問：為什麼雷洋的命這麼值錢？如果他嫖娼拒捕在先，且涉案警員犯案情節輕微，不獲起訴；那麼政府為什麼要付出鉅額國賠？巨額賠款背後究竟隱藏哪些疑雲？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表示，這麼高的賠償額是網路傳言，並沒有得到律師和家屬證實。但可以相信，應會遠遠高於法定的100多萬人民幣。巨額賠償正好反證警方確實理虧：他們把人打死了，只得用鉅款封口。這個案件一開始本來是警方，以及媒體一面倒為員警幫腔；後來社會輿論強烈反彈，引起高層領導過問，才導致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章立凡指出，情況突變是基於中共的「維穩需要」，維穩比司法公正更為重要，因為怕事件發酵，怕真相曝露以後，引發類似阿拉伯茉莉花革命或顏色革命之類的事件。當局還有一項擔心，就是維穩隊伍自身不穩。如果靠維穩都保不住，那麼司法公正還有什麼必要呢？

美國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表示，對於雷洋的家屬來講，正義很重要，但是金錢也很重要。如果得到這麼一大筆賠償，對未來家庭生活的保障，對孩子栽培，都很有幫助，我也為他們感到高興。對於政府來講，不管是1千萬，2千萬，還是4千萬，這都是非常小的數字，因為它讓一個本來會繼續發酵的政治案件、社會案件剎車停下來。如果當事人家屬放棄追究責任，那麼其他人可以參與的空間就會減弱，案件就跟著不了了之。

章立凡還說，雷洋案處理方式，確實說明我們不能高估中共體制的智商。他們現在就是顧頭不顧尾，只考慮渡過眼前難關；卻對於花這麼多錢，帶來的社會後遺症不加考慮。這個國家其實是一個沒有人負責的國家。沒有人為這個國家的前途負責，也沒有人為政權負責，反正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這件事的不公平在於，中共有什麼樣的理由，讓納稅人為政府的錯誤買單？員警的錯變成了警局的錯，市府的錯，央視的錯，檢方的錯，一錯再錯；一個可以糾正的偶然錯誤，變成了一個必須堅持的必然錯誤、制度的錯誤、政權的錯誤，各位大人難道覺得合理？

雷洋案碰觸中產階級的敏感神經

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日前一篇該報記者丹尼爾(Simon Denyer)發自北京的報導指出，雷洋之死觸到中國中產階級的痛處(hits home)。報導內容指出，在中國遭警察「酷刑侍候」幾乎是普通民眾的家常便飯，但對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來說，這些消息似乎都很遙遠，受害者一般是政治異議人士、貧窮的訪民（即陳情民眾），以及中共黨內的失勢成員，他們的遭遇在中產階級之間，甚至在法律界都激不起太大共鳴。

報導進一步指出，然而，才剛為人父，29歲死者雷洋，畢業於著名的人民大學，在官方支持的環境機構工作，他的死以及當局對涉案員警不予起訴的決定，讓住在大都會裡面的專業人士，覺得人人自危；他們極其「罕見地表達了憤怒」。報導提到，雖然中共當局宣佈不起訴涉案員警過後，隨即在網站、社交媒體進行內容審查，大量刪除貼文；然而，並無法阻止人民大學，其他大學的校友聯署簽名；還有法律、學術和工商界的領袖也紛紛公開聲援。

前清華大學教師吳強(Wu Qiang)在雷洋死後幫助起草了一封請願書，他對《華郵》表示，希望能把民眾的不滿，導向更為廣泛的社會運動，維護公民權利，並限制員警權力。他提到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只不過這次的目標，僅限於請願活動。

澳洲雪梨大學政治暨國際關係學者，目前亦擔任中國蘇州西郊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的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認為，雷洋事件不會讓中國的中產階級造反。他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是中共黨國(party-state)體制的一部分，多數人的權力、聲望和財富，皆來自他們在黨國體制內所佔位置。

《華郵》引述學者古德曼的看法指出：當人們抗議時，多數人並不是想結束黨國體制，而是讓黨國體制更加有效運轉。古德曼先前發表的一些研究看法指出，中國的領導階層占了總人口的3%，中產階層占了12%，剩餘85%都是下層階級。

古德曼的研究發現，中國的中產階層，態度上多數支持中共政權。中產階層一直是近30年來，改革開放和經濟成長的「既得利益者」共生結構環節。他們並不想拿自己的財富、地位和權力冒險。不過，類似的雷洋案，還包括久治不癒的環境，以及霧霾籠罩問題，皆讓中國的中產階級，在良知以及覺醒意識上，每每發炎、痛楚，並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