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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

【新青年文摘235】【中國水】


　　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概括地講，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里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里，超過1/5國土），已經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采，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經在使用千米以下不可動用的地下水了。

　　表面上看這裡都市繁華，高樓林立，殊不知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但是地方當局全然不顧迫在眉睫的危機，仍然追求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 

　　超量採取地下水的可怕後果是：首先，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後，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其次，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後，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淨潔的水源，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佔的污水咸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將造成一個永遠的悲劇。事實上目前秦皇島等城市已經在面臨這一可怕境地了。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 

　　水資源僅僅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實際上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GDP中心”的經濟發展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就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一場本不必如此慘烈的災難自從1972年著名的“羅馬俱樂部”發表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以來，國際上80年代就正式提出注重人與環境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中國學者在90年代初也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一批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決策諮詢的專家已開始這方面的建言。然而採用可持續發展策略對***來說就意味著放棄“高增長”所帶來的光環，對ZG而言就意味著“先進生產力”成為泡影。10年之後，在中國的生態已經面臨絕境的時候，官方才不得不採用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建言。

　　2005年在《財富論壇》上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承認，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 

　　晚了10年時間，意味著中國已錯過了調整發展結構改善環境的最好時期。如今，中國許多生態災難的後果已幾乎不可逆轉。 

　　一個曾歷經創造數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正面臨一場因人禍而引起的空前劫難。而此時舉國上下依舊鶯歌燕舞，“盛世大聯歡”，“好日子”、“越來越好”……不絕於耳。情何以堪？

【新青年文摘236】茅於軾：如何識別社會的好壞


　　經濟學裡有一句經典性的話：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意思是說，在經濟活動中每個人都不糊塗，都知道自己怎樣獲取最大利益，用不著別人來教他，或代替他做決定。他該買什麼東西，投什麼資，選什麼項目，別人不可能比他自己更清楚，他對自己利益相關的事做決定，永遠符合他自己的最大利益原則。別人代替他做決定，違背他本人的意願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錯誤的。這句話也強調了分散決策能導致最優，強制性的集體決策是錯誤的。按照這句話，計劃經濟是錯誤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對的。

　　事實上，在經濟活動中個人決策錯誤的事是經常會有的。投資選錯了專案，事後後悔不已，這種事是很不少的。這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未來不確定的環境中，誰也不能準確預測未來，並不是本人所持的立場錯誤。所以我們仍沒有理由說，應該由集體決策代替個人決策。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選擇，其真實意義是：分散決策所形成的市場方向永遠是正確的。市場上的價格上升，意味著供不應求，供求雙方按照這樣的價格信號採取行動，獲取自己利益的極大化，是有利於整個經濟的。整個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分散決策最優，就是建立在這個理念之上的。當然，以後又有了交易費用理論、資訊不對稱理論、合理預期理論等等，對這個前提做了限定。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它。

　　但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兒”在政治領域就很可能是不適用的。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這個社會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就分為擁毛派和反毛派。這兩派的主張絕然對立。但是他們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都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是為了全體百姓的總體利益。擁毛派認為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建立了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沒有貪污腐化，沒有娼妓吸毒，正義戰勝了邪惡，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推翻了毛澤東的主張以後的社會，是一個貧富分化、貪污盛行、人剝削人、道德敗壞、正義蕩然無存的社會。但是反毛派有另外一套看法。他們認為毛澤東建立的社會餓死三千多萬人，把農民變成了奴隸，吃不飽，不許進城，沒有絲毫的自由。又把全社會的精英分子統統打倒，社會全面倒退，階級鬥爭把中國引向浩劫，傳統道德被徹底否定，溫良恭儉讓變成了造反，武鬥，打人，殺人，沒有絲毫憐憫同情的野蠻社會。毛澤東的路線被否定以後，中國獲得巨大進步，生活極大地改善，財富極大地增長。

　　這兩派的看法儘管並不全面，但是基本上都符合事實。因此要想一派放棄自己的看法，臣服另外一派是極為困難的。大家都同樣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都經歷了同樣的歷史，但是看法如此之對立，說明人未必真正知道自己的利益是在什麼地方。或者說，自以為對自己有利的社會政治結構，可能反而對百姓是不利的。擁毛派常常罵反毛派為漢奸，就是認為反毛派提的主張損害了人民的利益；類似地，反毛派批評擁毛派為歷史的反動分子，反對世界潮流。這種對陣說明沒搞明白到底我們自己的利益在哪裡。究竟哪條路對人民有利，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人類歷史之所以曲折複雜，與此有關。中國，外國都走過許多冤枉路，犧牲了成千上萬的人，摸索付出的代價不謂不大。許多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理想而犧牲。可是他們的努力到底是推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還是阻礙了社會進步，或者說人民的利益到底在什麼地方，真值得我們反思。

　　所有的社會都是複雜的，有好有壞的。如果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就會把好（壞）的統統濾掉，只剩下壞（好）的。同一個社會，會有那麼不同甚至相對立的印象，就是因為帶了有色眼鏡看事物。客觀認識一個事物必須放棄先入為主的想法，接受自己原來不願意承認的事實。社會都是好壞兼有，並不是說一切社會都一樣，分不清到底是好是壞。社會還是有好壞之分。有的社會對百姓比較好，有的比較壞，有的非常壞。儘管非常壞的社會也能找到好的一方面。還有一批人專門把很壞的社會打扮成很好的社會，讓你搞不清真相。所以我們要討論如何識別一個社會的好壞。

　　首先，好的社會每一個百姓的人身安全能夠得到保障，只要自己沒做傷害別人的錯事就不會無緣無故被政府迫害。在那裡除了傷害別人的刑事犯，不存在思想犯或政治犯。在一個壞社會裡，政府製造出各種嚇人的理論抓人，關人，甚至殺人。而且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去殘害沒有罪的人。一個沒有做壞事的人坐在家裡也會莫名其妙地被抓，被關，甚至被打，被槍斃。在一個壞的社會裡人身是沒有保護的。它讓人人都感到恐懼來維持社會的秩序。在好的社會裡只要不做虧心事，用不著害怕什麼。

　　第二，好的社會能夠保證百姓有各種自由。只要不妨礙別人同樣的自由，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每個人的自由僅止步於別人同樣的自由。別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事別人也不能做。沒有特權者，他們能做的事我卻不能做。他們的自由比我的自由更重要。有特權者的社會是一個壞社會。因為特權之外的人沒了本該有的自由。自由平等的社會不把人用各種理由分割而受到不同的對待。人不會因性別、出身、財產、民族而受不同的對待。

　　第三，好的社會能夠保障百姓的基本溫飽，不會生產倒退，搞得民不聊生，吃不飽，穿不暖。或者橫徵暴斂，不顧百姓的死活，奉養一批特權者享受無度，高高在上。按照現代科技的成就，百姓養活自己是沒有問題的。只有政府極其失職，強力推行扭曲的經濟政策才會使百姓的生活倒退。

　　能夠滿足以上三條的是一個好社會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或者說，好社會還應該有其他的優點，比如和諧的人際關係，良好的道德水準，政府清廉高效，和其他國家的關係良好等等。後面的一些優點相對於前面的三條來講都是次要的。我們更沒有理由，為了後面的附加優點而犧牲了最重要的前三條。歷史上有不少革命志士，為了構建一個理想社會做出許多努力，勾畫出理想社會的種種要求，可是把最重要的上面三條給忽略了。他們追求的是，人人道德高尚，壞人被鎮壓，國力強盛，萬眾一心，目標明確，社會進步。按理說這些目標並不錯，但是萬萬不可忽略了前面最重要的起碼條件。否則理想社會變成了地獄，給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他們自以為為國為民，奉獻了生命，可是結果事與願違。這是最令人遺憾的事。其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搞清楚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裡。

　　（發表于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