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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新聞網 2014-12-04 讯】

中國大陸現在又在折騰農民的土地，要搞土地(集體)確權與土地流轉，

為什麼不一步實現農民土地(個人)私有化呢?翻開中共土地史，會發現，

中共的土地政策不是為了國家與人民的需要來制訂的，

而是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與經濟需要來確定的。

網上流行語：我跟你有什麼仇有什麼冤?

無數地主富農都想問中共：我們跟你有什麼仇有什麼冤?

馬克思主義資本論中，主要論述的是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

並沒有對打擊農村地主進行系統分析與指導，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與農村、農民都有血親聯繫，

對農村先富起來的地主，完全有清楚的認識，即，

地主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態中，先富起來的那些人，

他們通過自己的勤勞，收穫第一筐糧，「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

通過不斷的經營，購買更多的土地，或雇請農工來家裡幹活，

或將田地分租出去，收取糧租，這種經營方式在農業社會中有天然合理、合法性。

地主與現在的農村經營戶、與城市先富起來個體業者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從公開出來的有關紅軍與中共根據地回憶錄看，無論是紅軍上井岡山還是萬里長征，

以及在延安，中共對地主財富的剝奪，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經濟目的，

政治目的就是通過打擊地主富農，以獲得無地農民或窮困農民的擁護，

使中共的隊伍壯大起來;經濟目的呢，就是通過打地主得財富，

獲得必要與充足的經濟資源。中共軍隊只有在與國民黨聯合抗日時獲得過國家經費支持，

中共成立之初也獲得過共產國際或蘇聯方面的經濟援助，但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

中共軍隊打擊農村地主，謀取的是軍事經費，是其勝利的保障。

所以，中共的農村土地政策，是實用性的，

並不是為了農民分田分地或動耕者有其田的農民夢想(耕者有其田只是一個誘餌)，

而僅僅是為了一定歷史時期的一定政治與經濟需要。

下面兩份回憶文字里，有兩個關於地主的故事，

一個是在七七西安事變之後，一個發生在中共頒發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之時。

1937年駐守甘肅正寧縣的紅二師要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中共中央命令紅二十七軍去正寧接守防務。

但三天遷徙沒有經費(路費最低需要1000元，軍中所剩只有100元)，

政委與軍長向毛澤東的延安中央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中央沒有錢，

自己想辦法解決。最終，這支軍隊想到的辦法是敲詐了當地的地主，

以土圍子地主不抗日的罪名，迫使其吐出「罰款」500擔糧食和5000元錢，

當紅27軍得到這筆錢到手後，中央卻向這支部隊索要了3000元，「補充」中央經費。

(《湘潮》2008年第2期，作者：竇孝鵬)

這則故事使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之後，中央與地方合謀以掠奪財富的手法繼續使用，

地方政府以各種理由掠奪農民土地，

最後，地方政府得到了一塊肥肉，中央政府分得了一塊更大的肥肉。

另一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47年，

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聽說要鬥地主，覺得好玩，

就讓保姆韓桂馨(衛士長李銀橋的妻子)和警衛員帶著她去看。

沒想到，李訥回來後就大哭不止。毛澤東急問何故，

韓桂馨說鬥爭會上吊人打人的慘狀讓孩子受到了驚嚇。

毛澤東知情後，派員及時制止了地方幹部惡性批鬥地主與開明士紳的做法。

中央給一個政策，下面就會擴大化，出了人命也無所謂，因為政治正確。

(《領導文萃》2012年第20期，作者：秦曉鷹)

1947年(10月10日)，中共出台了中國土地法大綱，

規定廢除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

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產;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團體的土地所有權

和鄉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債務;等等。

在中共看來，

它的公布與實行總結了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經驗教訓是一個正確的土地綱領，

它體現了土地改革的總路線，調動了農民革命與生產的積極性，對保證戰爭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犧牲地主的合法財產，甚至把地主富農變成階級敵人，換取了無數農民的歡天喜地，

這顯然是以極端革命暴力方式，來撕裂底層人民的魚水關聯，

因為革命式的平均主義，使農村沒有抵禦饑荒災難的能力，

而地主富農有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家庭勞動經營積累起來的財富，

在平衡農村經濟、組織農民生產、維修道路橋樑等公益設施、救濟救災、貸款借糧等，都不可或缺，

但中共不會考慮農村經濟生態，不會計量撕裂農民與地主之間關係帶來的道德淪喪人倫敗壞，

而是一心要通過土改，激發貧農們的革命熱情，而此時不對地主進行更為嚴厲的殺戮與迫害，

也是基於當時的形勢，因為天下還沒有屬於共產黨，到了中共一統天下之後，對地主富農，

則是採取更為殘酷的方式，以鞏固中共的革命政權。

中共如果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是以城市為中心，利用工人階級來奪取政權，

但毛澤東上了井岡山，確立了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的成功，是農民運動的成功，

這是毛澤東的創舉，也是他贏得共產國際與蘇聯支持的原因。

毛澤東最了解農民，他充分地利用了農民的弱點，使其成為革命的主力，

在農民心中，最具價值的是糧食與土地，耕者有其田，土地之上成長著中國農民千年的夢想。

承諾給予土地、換取人心，換取人命，

換取革命的本錢，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成功的生命線。

中共在土地之上，做足了政治與經濟文章，而這篇大文章，現在還一直在做，

以土地換農民進城，以土地換經濟增長，以土地換國家與地方政府利益平衡，

有人罵中共是“土共”，說的是共產黨是土匪，但也可以理解為“土地共產”，

土地與中共結下了不解之緣，沒有土，就沒有共。

中共把地主的土地通過暴力分配的方式，強行給了農民，

換取農民對中共革命的奉獻與犧牲，中共當政後的土改，

則又將農民土地收歸國家或集體所有，這使中共面臨雙重背信棄義：

如果按中共現行的尊重私有財產的法律，過去與現在擁有私有土地或財富的個人，

其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應該把剝奪的地主土地歸還給地主;而按革命的法則，

中共以分配土地的方式，換取了農民對中共的犧牲與擁護，

那麼，中共應該將集體化國有化的土地還給農民，

因為毛澤東的新土改是激進的，違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諾。

無論基於怎樣的法律或社會倫理，土地都應該歸還給原地主或五十年代的原業主，

而將土地國有化集體化，是非法的。現實中人們看到的，

土地並不屬於集體，而是屬於官僚，只有村支書或其它領導有權處置集體土地。

所謂的改革開放，是一場經濟大革命，經濟大革命是黨的領導之下的革命，

革命的目的是維護黨的統治，經濟大革命之前，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被領袖化、神聖化，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革命是什麼?

是土地大革命。對中國影響最大、造成的破壞最巨的不是文化大革命，

而是土地革命。因為土地革命從根子上破壞了中國民間社會生態，

從道德生態到經濟生態到政治生態，

中國民間社會本來底層是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形態的，

屬於民間自治狀態，但有了土地革命之後，

中國底層農村也政治化了，村支書與黨員介入基層，

成為殖民地意義上的統治堡壘。

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是一次土地換人心、土地換人命的方式，

換取了中國農民對中共的經濟與生命的支持，

1950年中共建政之後，即著手進行土地改革，其實質是土地革命，

為什麼說它是革命呢?因為它革了地主的命，也革了傳統中國農業生態的命，

土地改革運動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後，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

建政之後的中共政權因此得到了絕大多數農民的擁護與支持，

國家暴力第一次全面干預了底層民間社會的財富分配。

國家不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也不可能保護其它人的私有財富，

但農民們得到了土地，不會考慮其它。

在毛澤東的政治計劃里，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只是權宜之計，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明確地說：

“占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

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

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到了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讓農民把土地通過互助組、合作社交給了“集體”。

這一決定至今未變，農村土地仍然屬於“集體”，

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有土地的使用權。

這裡，我們要追問一個問題，既然中共在建政前已決定將全國農業土地集體化，

為什麼不直接從地主手中將其集體化，而是要轉一次農民的手，

然後由農民將土地“上交”給集體?

1950年6月召開的中國政協第一屆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法，

多數民主人士主張“只要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

但毛澤東堅決反對，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

“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

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劉少奇也說過，中央堅決反對黨和政府將土地恩賜給農民。

毛澤東、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為什麼不用最簡單的行政命令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呢?

因為中共中央要看到農民從地主口中奪食，要激發農民對地主的仇恨，

以此撕裂民間社會，這樣地主的仇恨對像就不僅是黨和政府，而更多的是對底層村民，

當這兩種力量在農村形成對立時，中共的基層組織就有了群眾基礎。

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中劃分階級成份，

將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農、僱農是土改依靠的對象，

中農是團結的對象，中立富農，地主被定為剝削階級，是土改打擊的對像，

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道說，

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

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

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

“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廣東地處偏遠，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慘烈景象?因為1951年11月，

毛澤東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所以派員督促，造成血案無數。

1948年開始的農村土改，中國有四百萬戶(2188萬人口)被劃為地主，

如果按毛澤東指示的百分之十的予以鎮壓，則有上百萬地主被鎮壓。

剝奪財產的同時，也被剝奪了生命。

階級鬥爭，分裂人民，這是中共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那裡學到的最致命的政治技術，

它比法西斯的集中營焚屍爐還邪惡，

法西斯通過集中關押與集體屠殺，受害者一死了之，

但毛澤東分裂人民，讓人民成為一部分政治賤民的監獄，連同他們的子女親屬。

地主富農是農業社會中的精英階層，這是最底層最樸素的精英階層，

悉皆被消滅。誰為““「新中國」””奉獻與犧牲最大?共產黨人，

是的，還有數百萬地主富農階級。

千古奇絕的國家悲劇大幕，被紅色魔手拉開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香港東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