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ypants的部落格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

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

(一)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

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

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

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僱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

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裡，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

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

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

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

“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

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

課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

這個可惡的傢伙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里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

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

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

……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

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

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里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

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為敵。

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伙。

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里……

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

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

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

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

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

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二)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

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

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

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里學雞叫嗎?

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

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

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

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

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

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里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

……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

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里，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

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僱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僱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

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

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

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裡”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干”的話，

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

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

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

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

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

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

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

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

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

只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

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

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

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

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

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

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

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

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

……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

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

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

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

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

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

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共產黨為達政治目的，

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

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為非作歹之人?(事實是更多，懶散，愛占老實人便宜)

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

“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三)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

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

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

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

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

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

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佔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

——“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辭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

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

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

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

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

……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

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

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

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

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

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

存在私人票號里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

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

——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里，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

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

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

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里，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

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

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

……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

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約，

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

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

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

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四)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

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

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

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

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

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

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

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

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

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

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

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

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

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

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

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

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

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

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

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

……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五)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麼要開展“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

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

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麼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

……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

“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

“紅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

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

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

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

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

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

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

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

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

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

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

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雞”。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

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

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

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

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

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

“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

……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

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

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

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

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

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

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

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

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

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

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

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

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

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

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

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

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

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

，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

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

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

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六)“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

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

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

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

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

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

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

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

……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

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

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

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

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

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

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

……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

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

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

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

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

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

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

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

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

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

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

斗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

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

……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

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

——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

……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

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

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

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

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

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

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

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

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