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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幾大劫難分別是秦朝法家思想蔓延，科舉僵化人的思想，蒙古侵略征服中國，

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農民起義。

而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

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

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

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

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

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僱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

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裡，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

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

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

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

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19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

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

這個可惡的傢伙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里學雄雞打鳴，

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

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

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

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花甲”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里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

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為敵。

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

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伙。

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里……。

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

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

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

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

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

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

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19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

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

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

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

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

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

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佔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

“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辭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

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

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

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

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

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

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

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

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

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

——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

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

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

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

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

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

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

存在私人票號里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

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

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

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里，

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

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

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

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里，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

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

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

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

“戳他的背脊骨”，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

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

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約，

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

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

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

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

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

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

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

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

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

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

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

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

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

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

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

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

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

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

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

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

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

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

是兩千多年來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

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

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

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

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

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

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而“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

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

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

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

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

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

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

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

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

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

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

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

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

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

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其次，“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

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

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

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

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

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

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

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第三，“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

斗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

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

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

“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

——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

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

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

“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

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

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最高領導人的驕傲自滿情緒，

增強了其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19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

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

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

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

總之，“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

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

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

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

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

爾虞我詐，道德淪喪。

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